根据各界群众的要求，唐亚伟开始办学，推广速记。 1939 年，“亚伟中文速录学社”正式成立，致力于举办速记讲习班，推广函授教学。 1942 年春，更名为“亚伟速记学校”，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，陶行知、李公朴、顾执中等担任董事。 1945 年，在重庆亚伟速记学校筹集速记教育基金大会上，冯玉祥将军发表了题为“速记的功用和发展途径”的演讲，结合军事致胜中“迅速、准确、秘密”的三个特点，分析和强调速记的重要功效。他说：“我主张每个小学生，从三年级起就应该学习速记，这样对于学生求学的帮助真是无法估计。”

办学·推广·挫折
　　 解放后，特别是 50 年代是中国速记的发展高潮时期。当时中国学习苏联，而苏联特别重视速记学，苏联的每一个部门都有速记员编制，因而中国每一个部门也配了速记员编制。如全国总工会有 14 个速记员，中央党校也有十几个速记员，各部委都有速记员。亚伟速记学校，北京有总校，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兰州、重庆、新疆、香港都有分校。北京亚伟速记学校有一个专修班，由各机关保送人员来学习，一共办了 13 届，半年一届，一直到 1955 年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专业人员。外交部特别重视速记，部内还办了速记班，由唐亚伟的学生执教。
　　 1955 年，经陈毅副总理批准，我国成立了第一所政府开办的速记学校——北京速记学校，仍以“亚伟速记法”为教材。尽管社会上流行的速记方式多样化，但亚伟速记法始终是流行最广的方式。从国际上看，只有原苏联、德国是国家统一的速记方式，其中如美国、日本都是多种速记方式并行，但美国推行最广的是格瑞格方式。唐亚伟教授承认，他受格瑞格方式影响较大，在体系、系统上与这种方式有相通之处。
　　 60 年代，由于中苏的破裂，速记工作也慢慢松懈了。各部门速记员的编制改成了秘书编制，或由秘书兼任速记员，速记工作已不被重视。特别是“文革”中北京速记学校被迫停办，速记符号被视为密码、异端而废止。只有陈毅副总理仍坚持在外交部开办速记班，在遍布世界的大使馆里，还有一些速记员为我国外交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陈毅说：“速记和打字是外交上的斗争武器。”过去我们同国外的谈判，由于没有速记员容易吃亏，所以外交部一直坚持速记工作。基辛格秘密来中国的时候，就带了两个速记员。周恩来总理也带了两个速记员，一位叫廉正保，一位叫胡凤仙，现在都当了大使或领事。当时，他们都用的是亚伟速记。说到往昔的情况，唐亚伟十分勉怀周恩来总理、陈毅副总理对亚伟速记的关注和支持，尽管教学停止了，但速记事业并未废止。就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，唐亚伟还创造了“汉字快速记录法”，没有终止他的不倦的追求。

节奏·效率·交流
　　 改革开放的时代，正是中国速记事业的第二个春天。
　　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，就提出了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口号。说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，认识到了时间、效率、速度的重要性。过去公家办事要送公文，没有 10 天半个月答复不了，不讲效率，往往失去了机遇，现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不能允许的。“ 80 年代初期，重庆市冯克熙副市长是重庆市速记协会名誉理事长，协会请我去作报告，我专讲了秘书工作的时间效率问题，很受欢迎，后来听说，重庆市政府发了一个通知，各部门的申请报告，应尽快批复，要争取时间，越快越好。”
　　 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变化，对速记越来越重视。唐亚伟教授也焕发新的青春，抓紧对速记的研究并不断有所创新。他先后完成了《打字速记法》、《 ABC 记录法》、《速记机研究》等设计方案，为速记机械化、电子化开拓道路。 1981 年，他被推选为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。他一边从事速记方面的领导，一边从事学术技术研究开发，还与日本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国的速记学者进行学术交流，不断了解、研究国际速记学发展的新动态，以便推动中国速记事业的新发展。
　　 各国速记都经过手录、机器录入、电子录入三个发展阶段，而我国长期停留在手录阶段。唐亚伟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：“美国司法界组织了一个代表团，到中国访问，其中有一位工龄 30 年的法院速记工作者勒尔森，他们经过北京时约好要见我，但阴差阳错，与我擦肩而过。回国后，他在美国司法杂志上发表文章，说在中国各地法院访问座谈，没有见到一个速记员，只有书记员用汉字记录，既没有手写速记，也没有速记机。他感到很奇怪，不知他们是怎样完成庭审记录的，最可惜的是没见到中国速记专家唐亚伟教授。后来，美国司法速记工作者协会主任简尼芬随其夫访华，专门拜访了我。他带来一台美国速录机，为我进行了现场表演，并希望由我来发明中国的速录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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